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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保卫资本论》尾论

2019-01-23 11:08:21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许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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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2017修订版尾论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载《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P678-709

  【阅读提示】《资本论》是关于客体批判的深层历史构境,由此奠基大写字母“批判科学”之方法论。要义有二:(1)以批判作为“学科方法”,宏构社会发展理论;(2)以发展作为批判的工作指向性,同时,把批判设定为发展规定的中心内容。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中国理论之鹰亦需要适时从“黄昏时分”起飞!这就是关于“主体批判”之深层历史构境行动。具体内容包括:(1)突破单一路线的批判研究,实现“主客体批判”并举;(2)回家,回历史,回中国,以总体的思维思考“身份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3)以“贯通”之法,形成对产品和商品之经济形态“相互拱卫”的全方位、系统研究;(4)强调“主体批判”的工作领衔为中华所独有;(5)以《资本论》“体”“学”“用”精神,践行和弘扬“中国人的行动”(规定);等等。新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动力,需要新经济思维。总之,在中华整全历史域内时代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必意味着对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的“重构”,整体上看,这不啻又是一次“人类智慧革命”,昭示文明规划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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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语】此作乃拙著《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的增补内容——尾论。此次发表根据需要,对文稿略加改编。鲁迅先生有言:“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钱钟书先生则强调:“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感谢程恩富老师的学术慧眼与百般呵护,使之以恰当的形式在《海派经济学》的园地得以和读者公开见面。作为该著之结束性文字,其阐明中国政治经济学远航方法论路径,遂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导论”意义之作品。又由于洞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部结构,遂完成最为深远意义之政治和经济的“历史组装”工作。然则,由于“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使命,研究固然还局限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但实质内容已提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之工作要求,乃至可能成为推动我们的理论向深处进军之研究纲领。

  

一、引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及其在批判工作中的意蕴

 

  感时花溅泪。这是题录在《保卫<资本论>》“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中的工作警语。书写中国经济学,“直是少人行”,以致,“恨别鸟惊心”。为了避免“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尴尬局面,必须把《资本论》作为统一体例之“史书”看待。历史和总体是《资本论》标题的总规定,由此,也才可能使副标题定位于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之联合。

  书写历史,要在显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工作逻辑。马克思伟大而不足,是相对“中国原创”而言的。要之,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在规定上“和而不同”,它们社会对立而历史贯通。相对来说,主体批判整体上体现了中国历史之“原创”。于是,只有使中国原创和马克思原创内在对接,方能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学科涵义。鉴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知识逻辑”的高度推崇,我们必欲从方法论与理论层面进行拨乱反正!如此,当集体表达“商品”的历史、发展、精神反思及现象学批评的诸多意义时,很显然,亦只能征用“商品批判”的联合词语涵括之。

  不过,主体的规定依然藏匿了。所谓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指示的是主观批判与客观批判的维度。它固然同样适合于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但从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看,更针对于后者,因为,“通过‘物’的分析,马克思所要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再是由凝固的实体化的东西构成的,而是通过资本的生产与市场交换而不断建构起来的功能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体现为看不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规定了具体物的存在方式。因此,唯‘物’主义并不是从实体化的物出发,而是通过透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从而提示社会生活的发生与存在过程 。”对物性科学的反叛(主观批判),“这构成了马克思‘物’的分析的第一层面。”“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物象统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下的结果,一旦我们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象统治也就瓦解了。”接续的批判是“事的科学”建构——客观批判(本身内在化了“主观批判”),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指的就是上述这种有关于系统化经济生活的社会客观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凝固化为‘物象’,如商品、货币与资本等作为物的形式出现,并通过非历史化使人们臣服于‘物象’面前。唯‘物’主义就是要揭示这种神秘化的过程,揭示‘物象’统治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物’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又以批判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在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批判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这是‘物’的分析的第二层面。”可见,“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差异在于:马克思将物置于社会历史的境域中,而当海德格尔从日常生活结构中讨论物的关系结构时,历史性消失了,物的关系结构成为一切历史时代物之存在方式。”于是,“这些思考进入到鲍德里亚的思想之后就是:在消费社会,任何消费物都不再承载传统的价值,物已经变成了符号,任何对物性的本真追求,在符号决定一切的社会都不再具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筹划、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美学筹划,都不再能楔入现代社会,这些分析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其深层上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仰海峰,2004)唯“物”主义的双重分析,构成马克思的客体批判的核心问题。其对于主体批判的启发是:直接从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入手,可建立主客观统一之对象的事的科学,如家的事(身份关系制约的主体行动)和国的事(总身份关系及其行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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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是以“批判规定”书写中国经济学的脉络、体系,确立其工作方法以及理论逻辑。这就需要主客体(批判)并举。[②]为此,我们书写如下题旨:

  亩浍敷四海,川源涤九州;既膺九命锡,乃建洪范畴。史体肥沃,并刀如水;批判志学,理通实践。

  

二、总起: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与二重性总体思维

 

  《资本论》副题暗示:《资本论》是从事批判科学之“百科全书”规定。这是把批判作为发展之“历史定义域”规定,从史书工作灵魂上把握批判和历史、批判和发展的规定性结合,坚持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统一性。所谓从批判规定的高度看待发展逻辑,盖在于执行“内在地历史批判”,目的是把发展从逻辑上,——诚如我们揭示了的两种一般意义的发展逻辑: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再次归结为“批判”,予以“总体地、辩证地批判”,由此说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社会客观批判——社会主观批判。在这个地基上建设“科学”,主客观逻辑必然得以工作统一。既有的批判研究毫无疑问地偏重于“客体批判”方面。这样,主体批判之以“实践批判”和“认识批判”身份工作介入,目的是显露实践唯物主义规定,彰显主体性问题,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趋于圆满。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作为“学科方法”规定得以创造性中国运用,亦必然催生新的理论本体和工作本位,促成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统一(或毋宁说是“中华历史路径下的世界史的重新研究”)。总起来看,这是在王亚南工作地基上前进的理论结果,即沿着“中华资本论”的研究路径引出“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的深层次理论建设问题。

  亦即,从整全的批判规定出发,在这一语义项下,必须认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古老”之理念,建立双重发展追索认知:物质追索和劳动追索。同时,对公有制逻辑的梳理,既要着眼于“抽象历史行动”(所谓的私有制的发展与自我扬弃),也要着眼于“具体历史行动”,考究历史上公有制建设因素的培育。然则,《资本论》仍旧没有满足于对“现实的历史”的刻画,而是提升该种刻画的规定,使之立足了“现实的历史”批判(参看《保卫<资本论>》第一章)。从批判出发,根本拒绝了知识演绎,摒除了逻辑起点假设妄想。既研究“客体批判”,也研究“主体批判”,就迫使我们系统研究人类发展意蕴的“全史”和机制构造作用的“整史”。这是“实践化的”(行动的和活历史的)批判规定:既穷究物质发展的全部可能性,也穷究人的全面发展,而满足了对于发展类型(或曰“历史前进道路”)的全面追索性。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总示意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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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1  经济形态社会的基本构造

  上图表明了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总体关系”。它主要告诉我们,《资本论》完结的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大写字母的社会发展逻辑,扼要说明的是“商品-资本批判”(以劳动二重性为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③]对这一历史辩证法高度的工作发掘存乎于《资本论》结构秘密的发现中。概要而言,《资本论》结构的发生伴随了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思想史之杷梳的认识进程的不断深化,即主客观逻辑的相互辉映,使得《资本论》结构定格于客观史与思维统一,以至于能够体现“中华事的科学”工作意蕴(《保卫<资本论>》修订版序言阐明了这一点)。[④]进一步,《保卫<资本论>》以“12部史”总括《资本论》逻辑,乃是对“中学欧渐-欧学西渐-西学东渐-新中学再造”学术扩张链条的更大程度上的工作提炼。这样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工作基点置放于“客体批判”,而对“主体批判”似乎存而不论,乃是突出“物质发展”对“劳动发展”的领衔性。在这样的工作语境中,唯物主义的问题被突出,客体辩证法被突出,个人本位的身份关系被锁定了,财产关系图景整体烘托出来,于是突出地要求我们剖析阶级行动架构下的由单一财产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必然性问题。顺着这种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资本论》并且要求把商品生产关系在定义域上设定为“财产关系”。这样,和“身份的具体统治”完全相反,资本主义社会所完成的是有关于财产运动与构造的社会统治,——亦即,形成所谓“财产的抽象统治”。(许光伟,2016b)这是马克思以“劳动发展”替代“人的发展”术语,安排资本批判逻辑的缘由,因为,资本社会似乎完全表现为物象化社会,人的能力为物的能力的发展所掩埋。[⑤]劳动二重性界说商品生产劳动之发展规定性:一方面,抽象劳动以具体劳动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外化表现——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具体化的社会有用劳动”。于是,“人的发展”隶属于商品生产劳动规定,它的发展特性具体化在“劳动发展”特殊规定性当中了。[⑥]

  看历史共有三种角度或路径:从历史角度、从政治角度、从学术角度,三者有机统一谓为完全意义“看历史”。客体批判之最终工作目的仍然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人学”。在身份发展、财产发展替代人本身的发展的史前阶段,劳动发展受到整体束缚。劳动并不能自主发展,体现为和物质之间的不能自由结合。在此情势下,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是客观统一“主体发展”和“客体发展”之历史规定,而根本否决了“人的二重性”、“物的二重性”等等虚妄说法。人的活动的二重性,而非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乃是人本身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和过渡的行动地基与社会生成规定的活动过程。作为一重因素,商品之物绝非纯自然之物,那种把商品的物的体系说成“人的自然性”反映的认识,是把财产关系的客观规定庸俗化、一般化了。于是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本体建构理论:“‘本体论’不是关于思维规定的‘存在论’,而是反思思维规定的‘存在论’;不是‘肯定性’的‘存在论’,而是‘否定性’的‘存在论’;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论’,而是‘理想性’的‘存在论’。这种‘反思性’‘否定性’‘理想性’的‘存在论’,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而是特殊意义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孙正聿,2016)同样,混淆物化和主体身份(所谓“人化”)的结果是导致主客体行动的被高度同质化处理,由此认同下属思想:(1)“人类社会劳动的‘物化’也就是自然物质的‘人化’,二者是同一过程。”(2)“被物化的人的生命及其生产力、被物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脱离的抽象的生产关系),我们称为‘社会物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物质’。”例如说,“物化劳动——包括作为当下社会实践条件的既往剩余劳动的物质积累和在其支配下正在进行的活劳动本身,正是‘社会化的物质’(简称‘社会物质’)。”如此追索下来,立在劳动二重性背后的似乎就是“物质二重性”。“社会物质”的二重性被塑造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所谓‘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会物质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即其负载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纽带。”更甚者,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被正面塑造为“社会物质二重性”!!而这就意味着,“《资本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观基础上。不理解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更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社会二重性的观念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鲁品越,2015:99-108)

  上述二重性的错误认识,是把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原则区别忽略了,而要把客体方面的二重规定直接说成主体性质的反映,或者倒过来,硬是把主体人的活动属性描绘成客体物质的性质。但显然,社会关系并不会自动承载于自然物质性之上,同时,人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自然存在,所谓人“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的说法,是指认人的客体性而言的,人作为主体始终“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作为“社会关系(规定)”而存在。犹如这样的说法:“劳动的社会性质表明,人的社会性……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首先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及其所蕴含的人的抽象劳动之中。”(孙正聿,2014)这些都是财产关系的规定被唯一化和主观批判化所导致。例如说,物化劳动写就了“资本主义之社会物质”,这是特殊物质,即物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物化生产关系是针对“财产的生产关系”定义域而言的,并非适用主体本身。马克思反复强调:“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马克思,2004:65)商品由使用价值客体和价值客体构成,——这是一个“客体化”的世界,需要由客体批判开始,它通过物质的发展释放“劳动自由”,从而可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奠立真正的基础。归根结底,劳动二重性必须被看作客观的理论史逻辑。所以尽管我们承认,劳动二重性学说同时是马克思的“主观思维过程”,——尤其是就它和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进行思想斗争这一点来讲(这个学说可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不懈批判后所取得的历史认识论成果),但就性质而言,它是对“客观史”的整体反映,因而蕴涵整个经济形态二重性规定的秘密[⑦],在高度上指导着马克思批判与理论建构工作的全局。[⑧]

  要之,全部的批判逻辑包括了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两方面的客观内容。而对前者的把握最终需要落实到“以人为本”行动方略上来,在对后者的把握上是需要认清危机的形态发生学原理:以发生学作为辩证法的工作形态把握“个别生产部门上升为社会生产总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路径——以此把握危机发生和成长的“实践态”(生理-病理发生态),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特质性(生产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连锁作用链条与经济系统表现),并以总形态与总性态分析统一之(这意味着流通领域必须从属于生产的辩证发展),切近全球化危机治理。然则,是需要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发展”,而社会主义当代本质就“在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过程中不断生成。”(鲁品越,2016,第二版自序:3-11)同时,也就需要切实认清:“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根本区别。”(鲁品越,2016:485)这项工作唯其“深刻”,在于从历史发展全局查明了“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主体人的发展的活动二重性,而毋宁说它在商品经济形态系统中就表现为“劳动的二重性”(下文还要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据此指明:资产阶级社会由于迫使劳动的这两方面性质(有用劳动和人类劳动)的对立的深化,而加剧了主体自身体系的分裂,促成劳动的二重社会发展,遭致“经济矛盾”日益严重之历史后果。

  

三、《资本论》条目体与贯通法

 

  说些额外的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言明马克思当时以“条目体”——所谓的《六分册计划》,总揽“商品-资本”之研究。后改以《资本论》四卷结构体式,这样说来,《资本论》乃是一巨型的“资本条目”,而又以同样巨型的“商品条目”为基础,实现了逻辑批判意义的“史通”。盖言“资本论”,以商品批判资本也,复求商品批判之历史规定,于是得到“商品-资本批判”的全体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工作内容上可确定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以及“全面地(认识)批判”,而统领以“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其中,“历史地批判”指示客观行动,“辩证地批判”指示方法的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据此在规定上合成为“学科方法”和批判学科的特殊工作方法逻辑。并且,其提升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以区别于一般理论,如此方能明白这一点:“《资本论》的科学批判与正面的研究再现相辅相成”,乃至于可以一般地说,“无论是正标题还是副标题,都包含着批判。从其实际内容看,正、副标题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一般情况下字面意义所表示的那样大。从字面看,正副标题的研究各有侧重,是两种不同的维度。但从实际实施看,前者反映的自我批判又构成后者的重要内容。”并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两者其实是可以通约的。”作为新近文献的一个代表,陈俊明教授适时提出一种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资本论》的重要理论”,即“如果说,资产阶级学者创立了《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这种理论(作为“科学批判”)是全方位的、全新的:例如说,“《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解构”(有特定的机制和手法),“《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清理,是筛选”,“《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比较”,“《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分析”,“《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深入评析”,“《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扬弃”,“《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精、准、狠的打击,而且对准对方的要害、根本而发力,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宣战”,以及“《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不断地演变、取代”等等。即可以说是“不仅针对了客观对象本身(包括资本家的行为),针对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内容,还针对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陈俊明,2017)从“既要批判,也要建设”的立场看,上述观点与分析理路毋宁说成是“理论”和“方法”的双重建构观,从而升华了条目体向以工作条目为底蕴和内容的章节体裁的知识理论叙述“过渡”的行动内涵。毋庸讳言,作为方法规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乃是“特殊的理论”,达成陈俊明教授(2017)的指认:“正是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系统、历史而科学的经济理论。”但同时,方法论意义又是独立的,即“批判归根结底集中于‘本体论批判’”,“一句话,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内在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许光伟,2014,写在前面:17)以方法态的理论思考中国,则要把中华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内涵上判别为“主体行动”,从而认识到中华社会历史的力量在于“主体批判”。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沉默”的不足性,就是说,认识到:“政治经济学遵循‘广义→狭义→总体’生长运动规律,遂遵循一致化的学科方法”;“然则,批判是对发展的诠释。”我们需要以此为工作启航,以时代为感召,澄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涵的真正的学科逻辑,并且,“这总体就是《资本论》的‘在中国’。”(许光伟,2017b)

  概言之,历史研究注重贯通之法。贯通是“纵通”、“横通”的总和说法。所谓:“今之专史、断代史都可属于横通”,“横通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前提是不作井底之蛙”,概言之,“通史的‘通’为综合性的‘纵’通”,“纵通也必须建筑在横通的基础上,其养料必然来源于横通的供给,活水源源不绝,再加巧妙经纬,方不至于肤浅漂浮而不落实地。”(王家范,2000,绪言:10)由此,需要从学科建设和工作逻辑的层面处理好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范畴的辩证界划关系,由于确定了界限,“它不抹杀现实差别”;手段是“构图”,但在这些过程中,既要防止逻辑主义的作风,又要避免陷入“知识论的解释学”窠臼。例如说,唯物史观判定“权力”的依据是由上层建筑而及于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而及于生产力。但不能以“此权力”任意解释“彼权力”。在如何研究“权力”的问题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似乎陷入了理论窘境:既然生产力作为“第一权力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不优先研究它?其实,这是“客体批判”学科定位和内部研究权属的分配问题。概言之,是要认识到:“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这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体和客体构成了历史运动辩证法的主角,但客体批判的力量始终高于主体力量。这种史实摧垮了‘生产力纯经济学’认识神话,但恰当地提出了科学界定‘客体批判’研究性质的问题。”[⑨]

  产品和商品规定性的不同是区分两种经济形态的特质性规定。由此,我们需要分析产品和商品的社会构造规范。从批判规定的角度看,产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物质产品)和“身份”(社会产品),商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与前者对应的显然是“身份统治”历史世界,与后者对应的显然是“财产统治”历史世界。统一二者的则是“生产物”,或曰“社会生成物”(规定)。例如说,“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不论怎样一件简单的生产物,如一探究它发展成为商品的全过程,或者,如从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换现象中,去探究隐藏在它背后的本质,就知道商品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它形成的现实基础。它体现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可由它形成的过程,测定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达水准。”(王亚南,2012:72)因此,产品和商品毋宁被称作“生成规定”,它们的区别仅仅是生成状况不同,两者的对立集中于“身份关系”(社会产品本身)和“财产关系”(社会总产品的生产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分野。

  在产品社会的“产品”规定里,产品(生产物)是向着“身份”生成,作为产物——社会身份,即代表了一定共同体的结构。在商品社会的“商品”规定里,“财产”是向着“社会总产品的规定”生成,即规定性贯彻于使用价值为“价值”(通常是“价值量”)所社会驱使的机制中。对于财产统治系统而言,全部的聚焦点是落在“总商品”的生成规定之上。在商品中,价值量是属于总商品的规定性,而在产品中,量的规定直接隶属于身份关系。前者突出了客体,后者只是突出主体;前者通过“二因素构造”(以一种分裂的方式产生)讲明自身的中心内容是“社会总产品生成”,后者则只是表明自身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共同体本身”。换言之,“价值”乃是代表了客体的社会生成性,而身份关系本身就是主体的直接生成性。商品作为存在——无论自然物质存在抑或社会存在,由总商品的存在者进行规定的赋给,相反,产品作为存在,在规定上仍然导源于共同体形态的存在者,或毋宁说,它本身就是决定或表征社会身份的“共同体的某种结构”。所以如果我们把使用价值的规定指派给“产品”,那么,这不过是说产品商品仍然通过“生产物的规定”进行贯通,由物的地基上产生不同的“事的科学”。这正是一种贯通。也许是出于此种考虑,广松涉认为:“在科学的哲学形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尽可能地去克服旧哲学的二元模式,而确证科学实践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际性。”“甚至,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论著中很少用‘主体-客体’这一对范畴,因为这对概念本身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构架的基本规定。”(张一兵,2003)生成运动方向的不同严格隔开了上述“产品”和“商品”的规定:一者支持和代表的是超市民力量的“共同体社会”,一者则直接代表“市民经济系统”;而这就是“族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彼此的对峙,导致我们必须在“对峙”高度上,看待它们的统一与结合。说到底,是认识到两种机制分别促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类型:共同体解体状态的发展和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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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实则是身份关系系统的自我构造)和“解体状态”(实则是财产关系系统的生成)并存的论述,由所有制历史结构——产品所有制和商品所有制——的界说所发起。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狭义上的“所有制”指的是“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运动构造的统一。其中,产品既是特殊身份关系下的直接劳动的产物,又以“社会身份”的获得性作为消费之实现;与之不同,商品是一定历史财产关系下的劳动产物,是合并了的社会同质的“财产身份”。因此,产品和商品应当看成是与“原始共同体劳动”相对立,分别按照不同道路发展起来的劳动产物形式。原始共同体与其说是“无所有制”的人类组织,毋宁说成处于所有制之生成阶段。之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以“身份劳动”之所有制发展类型以及“财产劳动”之所有制发展类型的历史并存为所有制结构基本体式。所谓“身份劳动所有制”,相应就是对“身份所有制”实质内容的指认罢了。同样,我们亦可以说,“财产劳动所有制”不过指示了“财产所有制”的内涵逻辑和实质内容。商品的本质乃是作为批判规定的“财产劳动”。马克思试图基于主体方面发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内容,故而有“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命名。劳动在一定社会结构(无论身份统治或财产统治)下的“非自主成长”,构成经济形态所有制的特质性规定。为此,《资本论》所着重梳理的历史逻辑关系是“共同体形成——所有制发展——共同体重建”,这一发展架构整体锁定了主体和客体辩证互系的历史空间。关于共同体“未解体状态”的发展(中国井田制的长期存续即是一个证明[⑩]),逻辑上的要义则是分析“家有制”:它的历史源起和发展流变。[11]

  在产品社会下,产品以“身份”相互对立,产品一方面是“社会的”、“合类的”(合身份之类),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接社会加总,这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但是,它直接提升主体的能力。方便起见,我们从“知识帷幕”的角度,把由岗位-合作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I”;这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体现在“人的能力”的中心维度上,人的实践能力或生产劳动能力遂体现于作业岗位的合作过程。与此同时,从“帷幕撕碎”的角度,再把由分工-交换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II”;对应地看,这当然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是体现在“物的能力”(制造工艺)的中心维度上了,其是按照工艺学定制的劳动分工过程。系统I、系统II是工艺并存的,简单而言,一者和合作型劳动关系接通,一者则和非合作型劳动关系接通。这可以视为马克思《资本论》锁定演化路径:系统I→系统II,并把客体批判逻辑建基于“系统II”讨论经济必然性问题的内在根据。亦即就本质而论,系统I和系统II:一者是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一者则刚好反过来,乃是物质条件对人本身实施占有活动的发展规定,从而在后者当中,主体并入了客体的规定,一句话,主体“客体化”了。(许光伟,2017c)

  在产品构造与商品构造并存的社会系统中,需要深层地把握劳动规定的贯通性。相比之下,家有制所根据的是“系统I”的生产力基础,因而与“个人本位”不同,其强调的是“家本位”。“家”既是主体,亦是主体身份(一种具体类型的生产关系范畴),后者指示占有者身份,即“家身份关系”。相应,所谓“家工作本位”,指示这样一种研究:对占有者身份的社会状况及其历史演进的路径进行系统探究。这样看来,社会统治的基层单位是“家生产机构”或“家组织”,其投入和产出分别是直接占有生产条件的“准服役式的劳动力”和“家产品”。同时,“家产品”和作为“商品”的社会产品是可以混杂的,这样方便了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得经济的量的规定性,从而使得家有制对商品私有制具有了兼容性质。[12]

  

四、二重性贯通的“历史”和“方法”:主体、客体之共演结构

 

  我们继续讨论历史研究中的贯通法,并试图引申出有价值的结论。中国历史有“身份的货币”(官钱)和“财产的货币”(私钱),它们的长期共存实际是一种贯通。在工作逻辑上,这和中国土地制度的“公私贯通”(所谓“官田”和“民田”并存:井田制、均田制、授田制、占田制、屯田制、佃农制度的历史交替承续发展以及土地独垄和土地交易的并存)是内涵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毋宁是后者的经济表现。《保卫<资本论>》“写在前面”中,我们已就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高度强调了“贯通之法”,盖因中国之学,贵在“求通”。犹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又曰:“历史者,因时际空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钱基博,2013:331、546)然则就中国而论,要在认识到,“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王家范,2000:11-12)概言之,“中国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先是中原的中国。中原的中国经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梁启超语)这些历史特性凸显了身份的“行动图型”。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客体与主体之实践态的“互系观”。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只关心物质直观,不关心主体人的行动性和观念的能动性、超越性,而唯心主义却只关注于观念的超越性(或曰“虚拟的批判”)而不关注现实物质世界本身。行动的标准是历史实践。马克思据此指出上述两者都是独断的,而拒绝单一维度的“客体诠释学”。贯通者,以通变求互系也。拿劳动为例,就是因为“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导致:“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a:22)所以,商品生产劳动之“二重性”非劳动固有属性,乃贯通之变也。换言之,劳动二重性之“通变”,是作为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获得“互系性规定”的内在根据,由此,使二者合成为一个社会统一的规定:商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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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专指“劳动二重性”,乃总商品规定之谓也:互系而通变。此是通商品“古今之事”的通史规定也。[13]于是,《保卫<资本论>》全书中四处强调了:二重性规定是用来说明研究对象工作逻辑的,核心是说明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之工作链条。例如说,商品生产劳动具有“具体属性”,不过是确证历史对象存在系统的生成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和物质身份的劳动贯通,而指认商品生产劳动具有“抽象属性”,则不过是指向社会财产关系对象之存在系统。概括地说,前者的本质是“生成”规定,后者的本质是“结构化”规定。从而,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必须被视为连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是侧重于前者向后者生成的“生产方式”运动和作为后者之运动外化和结构化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贯通两者的仍然是生产方式,尤其物质生产方式本身。[14]传统社会(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与现代社会(现代工业为主的社会)同步发展的史实,——这一点,在中国特别是如此,要求的是“综合历史时间观”。这迫使我们寻求“另类的劳动二重性”规定。当马克思言说“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时,早已意味着此种意义,但必须承认:此“劳动的二重性”非彼“劳动的二重性”也!商品社会的“劳动二重性”对应的主体概念是“市民”——个人化的社会主体。例如,黑格尔“把‘市民社会’描述成交织着利己主义个人欲望的世界”,“黑格尔的用语佶屈聱牙,不过归结起来就是:‘市民社会’就是利己的个人通过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间接满足自己欲望的‘全面依存制度’。这么一来,在《法哲学》中,‘市民社会’已不是‘国家’的同义词,属于与之俨然区分开来的经济活动领域。”进一步,望月清司系统化了这一概念:

  他从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提炼出了“世界史的大致轮廓”,即“本源的共同体(=不存在中介的利益结构的共同社会)→利益化的市民社会(=共同社会性质的联合劳动或分工导致异化的利益社会)→未来的共同社会(利益社会化的、自由人自觉的共同社会)”,再从这个“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提炼出“三个层面的市民社会的规定”。第一个是“‘整个历史的真正炼炉’、作为‘从生产和交换中直接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市民社会”;第二个是“在货币地租的交易形态下,初始阶段小规模自由业主们进行交往的利益共同社会(所谓原始的市民社会)”;第三个是“作为资本家社会转变形态的‘市民社会’。”(植村邦彦,2014:65、158)

  概括地说,一者和财产制联结,一者和身份制联结,相生相克!然而,这种“另外的劳动的二重性”规定类型绝非以社会客体的二重规定为表现。由于物质身份下的劳动直接显露主体的物质个性,特定社会身份下的劳动则展露主体的“社会个性”,“另外的劳动的二重性”就应该是显性的社会主体的“活动二重性”,——和建立在客体批判基础上的商品的生产劳动二重性规定相对。现在的问题是,主体活动的这“另外的二重性”类型是否也可以称作“劳动二重性”,例如说成是“产品的生产劳动二重性”??我们看到,“两种劳动”(身份劳动、财产劳动)二重性类型都和主体活动相关,但区别也很明显:一者是物的关系以“人”为中心的联结,一者是人的关系以“物”为中心的联结;一者的目的性体现于“物质个性”(与主体联系的物质发展个性,即所谓的“人化”),一者的目的性体现于“劳动个性”(与客体联系的劳动发展个性,即所谓的“物化”);以及一者的生理耗费活动和方式仅属于社会具体类型,而一者的生理耗费活动和方式本质上属于人类社会的抽象类型,等等。概言之,“产品生产劳动”的对象性规定更多和主体人的活动直接相关,而没有形成独特的“物化现象”,这使得劳动范畴更加地不社会独立,——尽管它在生产状态上是“活动自由的”。此种状态下劳动的发展直接依存于主体身份,或者毋宁说正是主体身份的二重发展牵引着人的技能和劳动素质的提高。毫无疑问,这是“主体侧”的生产力。对于主体侧的活动性质,以“主体身份”命名,更能把握其发展上的特质性。劳动者作为身份主体主导物质生产活动,身份规定中同时包含了劳动关系;亦即,对劳动者而言,劳动本身并不分裂,他们把自己的物质个性放在自己的社会劳动过程中,只是身份的分裂运动(一方面作为“物质身份”、一方面作为特定类型的“社会身份”),使之感到自己主体地位的卑微。对所谓产品生产的“二重性”而言,主体活动的二重属性是完全显露出来了,而实际的“劳动的二重性”则是隐性的,或干脆说隐身于主体的身份活动。

  与之相反,商品生产劳动的活动“二重性”是隐性的,或者说,它隐形于“客体侧”的生产力中。首先,劳动者主体是“隐形的社会主体”,他们最终要变身为“物化劳动”。其劳动个性(与客体联系的“功能个性”)被统一和标准化的工艺学所尺度,作为“物质的活动”,乃是从主体的对象化角度看到的“特殊物质个性”;而从他们作为“物化劳动”的角度看,主体的对象性成为了价值的对象性,只是以这个迂回的尺度,他们社会等同。他们最终失去了自己活动的个性,尤其社会个性以及社会活动的个性。其次,劳动者身份的等同化,使其劳动“合类”,这样,和产品社会中“合类性规定”由产品本身的性质(内在的驱动因素是“身份”)提供不同,主体的劳动——作为差别化的“物质个性劳动”和等同化的“社会个性劳动”——直接设定了价值社会学意义的“合类性”。商品社会中,合类性根源于劳动,但劳动合类性是必然性的规定,处于非自由状态。这驱使我们在批判的路径上审视该种历史劳动类型的发展,直接称呼其为“劳动的二重性”。显然,劳动的二重发展酝酿了二元化阶级对抗结构。就是说,真正的“物质解放运动”是由“劳动的二重性”提供的,它首次把劳动以对立的方式置于财产规定中,从而真正激活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毫无疑问,这是劳动本体论(应从“批判”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术语)的工作地基。

  身份本位和劳动本体,这是主体侧与客体侧生产力发展的相得益彰的规定所在,然而,必须从批判的进路上将两者真正结合起来。据之,我们谈论主体人的物质身份活动(或者说物质身份活动向度的劳动)对于“物质”的创造性、主体人的社会身份活动(或者说社会身份活动向度的劳动)对于“身份产品”的创造性,以及主体人的有用物质劳动对于“使用价值”的创造性和人类抽象劳动对于“价值”的创造性,此四维的创造活动必然历史地结合起来考察,又必须现实地结合,以发掘劳动和物质自由结合之历史成长力量。归根结底,马克思说的“体现于……劳动的二重性”句式所指示的发展向度的意义,应该就是“人的活动的二重性”的历史转化表现,从而,需要越出纯工艺学的范畴重新考察人类学基础,寻找更广泛的人的合类性规定。要之,必须认识到,产品的“两因素”同样是类规定的存在者,其类的性质和类的量,实际反映的就是身份劳动的特殊质和量。物质身份劳动产生特殊物的规定,与之契合的各种社会身份类型主体的劳动(即“社会身份劳动”)生出产品的“社会身份”规定,使产品成为“社会产品”。产品和商品和而不同。我们在强调“产品变商品”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产品社会经济功能的基础作用及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同时,必须认识到,无论“身份二重性”(主体人劳作时的物质身份和社会身份)抑或“劳动二重性”(主体人作为“物质劳动”和“社会财产的劳动”的二重规定),其源头和发展的向度均是“人的活动二重性”;它们互为工作规定的对立面,由此完结了行动主体的不同经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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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人的活动二重性——物质主体(行动)和社会主体(行动)——是直截了当的“行动二重性”(把主体视为“行动”规定)。劳动者的身份行动规定则构成对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的“正面理论出击”。它所对应的主体概念是“族民”及其衍生的组织化、社会化的主体关系。从而产品,既是物质产品,是物质产品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直接的发展,也是主体的个性化身份关系的发展载体,是“身份产品”,是社会合类的劳动人学基础。[15]这样的架构在支持“商品批判——资本批判”之扬弃工作同时,着力培育“产品批判——社会主体批判(劳动批判)”之工作路径,从中升华出真正意义的现代主体活动规定。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品读“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之研究意蕴,所谓:

  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独特地提出和论证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指出凡是能够提供文化商品(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凡是直接为生产性企业提供某种生产性服务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凡是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直接有关的非物质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程恩富、顾钰民,2001)

  第一,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依据看,形成“社会总产品”的来源渠道是双轨的:“身份产品”和“总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社会的“产品”在获得价值表现上不仅程度加深,而且范围越来越广,使得我们需要用更大口径的“总产品概念”来囊括这些内容。由此,价值创造会突破物质生产领域,整体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以“特殊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地生产或提供了“社会产品”和“产品服务”;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总价值的核算与分配遵循了特殊规律。这就提示我们注意“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和“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区分。对于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前提需要重视,否则,“往往把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的标准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地加以混用,或把马克思(理论中)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创造混为一谈,结果造成很多的错误。”(张建君,2002:90)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有其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和主体成长内涵。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体系劳动力商品之理论与实践土壤,毋宁说,我们是一个“主体社会”(主体性规定极其复杂)的国度。[16]再如我们提到《中国经济原论》强调的:“商品是一个历史的经济形态”,“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当生产物转化成了商品,贴上了商品的签标,它就与生产物是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正经验着同一的、但却复杂得多的事态。”(王亚南,2007:882-883)要之,从民族行动与社会共同体的商品经济特性看,“在中国社会史演变过程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的历史,是比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历史要古旧得多的。鸦片战争以后,土地自由买卖的传统拘束和法定规制,已更大大减轻作用了;同时,劳动力以商品姿态出现的事实,亦从脱去封建的行业束缚的消极方面和开拓有效市场的积极方面,得到了支持。舶来商品、大炮及各种现代意识,在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促成中国旧社会的分解。于是在工业上、在农业上,就广泛地存在着雇佣劳动。土地自由买卖以外的社会条件被产生出来,劳动力就以商品的姿态而出现了。”以近代中国劳动力商品出现的事例为史实根据,使得王亚南能给出具体性结论:“商品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频繁、如何大规模地出现于市场来决定,而是以它的如何条件下出现在市场来决定;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商品,是在资本关系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所谓资本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者为一阶级,使用生产资料者为另一阶级的关系。”(王亚南,2007:889)

  第三,关于文化产品(或精神产品)的商品性问题。这首先有一个民族工作内涵问题。主体身份劳动的“物质个性”在身份约束释放的条件下支持了“社会身份劳动”的横向度的扩展,从而,它的产品要求特殊的“社会生产资料”身份。其次,单就“客体产品”的性质而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划分以及它们的构成状态亦有一个民族性内涵在里面。因为对主体身份而言,能力是直接合类的,在多元身份主体参与产品生产并进行市场交换的条件下,财产的客观标准势必被突破,而要求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合一型的广义生产资料的标准规范,以助力主体社会理性目的之实现。其中最为重要的需要考察的一点内容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性质既需要由客体的角度看待,也更加需要基于主体的角度加以审视,从“如何制造”和“制造什么”两方面结合的规定性考虑,审订和“人的全面发展”契合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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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新的劳动类型”创造“新的社会产品类型”,主体标准和客体标准应该并举。由“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所释放的理论思维应该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价值创造问题的统一。如上指出,由于它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总产品”的发生与实现问题,也就内在关联了主体行动与活动的“二重性逻辑”,关联了主体的全体概念和社会主体的全新概念,为社会产品配置运动提供理论依据。

  

五、《资本论》“体”“学”“用”一体化——兼析客体批判的方法论问题

 

  通的结果是肯定《资本论》是史书,并且是“通史体裁”史书。这启发我们:既要建立王亚南模本的“中华《资本论》”研究,同时,也要适时创设和推广“中国批判”范畴。就根本而言,前者的实质性工作还是推广“中国化”,使“马克思原创”成为中国方法,后者的工作着力点则是深度挖掘“中国原创”。

  按照顺序,我们先对前一方面的内容进行扼要阐述。中国化,是从《资本论》研究中抽象出来并逐渐稳定化的一个民族工作范畴,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形式、认识形式,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式,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与运用看,又是特殊方法论范畴和思维语言工具。概言之,《资本论》具有“体”、“学”、“用”层面的系统规定:(1)《资本论》对历史工作本位之强调谓为“体”,即《资本论》的总体历史规定是书写“百科中的一科”,其建设的批判规定则是破除“现实历史之存在论”。(2)《资本论》之建立庞大的理论研究架构谓为“学”,即《资本论》之开天辟地,在于建立资本之“通学”,而在商品工作基础上实现了“传统”、“现代”的历史知识打通。(3)《资本论》之强大逻辑工作方法谓为“用”。[17]总结上述,《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应用”的三者关系,并且后两者是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对逻辑(此处“逻辑”特指方法论和工作逻辑)的“运用”为总揽,它们是体的扩展与流变。“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国运用以中国批判为地基,是亦体亦用的。就此点意义而言,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确立“世界史”与“民族工作本位”之统一,是一基础,可据此总揽国史、天下史、世界历史的规定性统一。

  以之为研究契机和工作切入,我们寻求“原创式创新”。中国批判,是从“时代大用”发端的,是围绕“中国之用”提出的“体”的层面的建设规定。按照列宁的指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1995:523)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王亚南指示给我们的是如下论述:

  人们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始终缺乏理解。他觉得有必要在第二版跋中较全面地作一清算。他列举了许多不同的错误的看法后,再从正面介绍了一个俄国经济学家依据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作的方法论的说明,作了肯定的赞许……上面这五个论点,很全面地说明了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采取的方法,是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方法……我们由此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到的历史的逻辑的方法,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讲到的分析法、抽象法等等,都不过是在他运用这个基本方法即辩证方法当中,在特定场合,处理特定问题或安排叙述程序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罢了。(王亚南,2007:522-523)

  王亚南先生认为,俄国评论者的这篇论文[18]包括五个重要论点,除去《保卫<资本论>》已强调过的观点外,这里再重点提示其余两个:例如,“他说,马克思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就在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外部现象的法则,并确定其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由他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结果。’”再例如,“他说,马克思认为,‘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识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结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范围,不限于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一个事实和别的事实来比较对照。’”王亚南(2007)由此才认定:“从上面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以下两个论点:1.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认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把辩证方法看作研究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现实方法’,或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无疑是照应着整体或总的对象,提出总的方法。2.他们对于一切其他从属于总的方法或辩证方法的方法,则都只是认定它们是分别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处理不同问题起着助手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这显见是历史和逻辑的“中国贯通”,乃方法论根本打通意义之工作努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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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史无定法”(记述历史没有成法)从根本上说,乃是强调“体”“用”并举的方法逻辑和“体用转化”意义的工作方式。万里送行舟,归雁洛阳边。周易、通变再到批判的发生学,“中国通史”规定有助于理解客观意义之“有机主体”变迁性,而烘托出有别于资本批判逻辑的“另一行动图型”。同时,“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只限于近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对于这个经济形态到何处去,虽然提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对于这个经济形态从何处来,虽然也在一定的必要的范围内,作了一些科学的叙述,但毕竟都不是这部书所要承担的基本任务。恰好是由于《资本论》作者把他的主要研究任务作了这样的科学严格限制,就使得他的光辉的研究成果,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所建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锁钥。”(王亚南,2007:730)这说明资产阶级理论批判规定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批判,但它们应可以贯通。同样,主客观统一意义之“社会主义批判”亦不局限于既成的客体批判,而要从批判的源头重新追溯。所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是中华学科重新发掘的良好契机,亦是“中华科学”重启重建之时代,乃至是“新时代”对于过往一切时代的再思索以及是整体意义之“继承的时代”和“开未来的时代”。

  要知道,中华经济形态文明缘起于主体批判(规定),直接起源是部落文明,演化空间是“部落时代到中国封建时代”(家有制的源起)。这就是《保卫<资本论>》“写在前面”所申明之中国家本位的要义。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相生相克”,构成经济社会的思维总纲。其在所有制研究问题上的反映即是全面探讨“家有制”的缘起性及之于中华历史的贯通性。为此,《保卫<资本论>》之写在前面(初,作为序言用)不啻为“特殊导读”,要点是解决中国人的如何现代经济阅读的问题,而所谓“历史之经济学”题旨,亦不过是为了挑明“中国人资格”之历史文化底蕴。其实质是交代“历史与行动”的论说主题,并启动这里的研究主题——“行动与理论”。然则,作为新启航之工作导论,修订版“写在前面”所确定的主题是名副其实的。其引出对知识图型(所谓“知识图型”,就是有关于知识逻辑的研究对象构图)主导知识生产的破除行动,并且,对取消“知识逻辑优先”的理论建构行动进行了总提示。这样,很方便在此处引出“行动图型”。显然,“历史-行动-理论”的对接(实质内容是“以行动图型主导知识生产”)完成了对资产阶级行为理论的全面改造:既体现了“中国人资格(规定)”,又成功地贯串了“中国逻辑”和“世界逻辑”。这是《保卫<资本论>》的艺术特色所在,求商品社会工作逻辑的“知来者”,而引出了《资本论》中国化域内的批判问题,并真正促成“中国化《资本论》”理论规定之历史深航!

  具体内容包括:把生产关系的社会构造界说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使之行动“图型”化。这样在“中国原创”的意蕴上,“另一行动图型”被确认为产品经济形态社会之研究对象规定。它的运动和构造锁定为以下工作链条:产品生产方式——身份生产关系——合作型社会交往关系;换言之,前者:以生产行动启动“以消费为中介的再生产行动”,中者:再生产行动启动社会产品配置行动,后者:产品配置行动启动“合作交往行动”。这就内在呼应并“映射”了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研究对象的“运动”和“构造”。后一方面的研究内容被详细化为:商品生产方式(以生产行动启动“以交换为中介的再生产行动”)——财产生产关系(再生产行动启动社会财产流通行动)——非合作的经济交往关系(流通行动启动“非合作交往行动”)的整体工作关系。[20]这样迫使在《保卫<资本论>》全书行将结束的地方,有必要重点谈论家有制、国有制工作关系,厘清主体批判的内在历史理路。

  在谈这个问题前,又有必要指出作为史书意蕴之《资本论》的“历史理论”内涵。作为回顾与前瞻,可以把它明确为关于历史、阶级和行动统一之理论。这驱使我们以“社会客观批判”艺术高度把握客体批判的规定整体,同时,亦十分注重于发掘主体对客体的依赖性发展这一“历史客观”内涵。盖因没放弃主体历史行动,《资本论》断然拒绝了本体论逻辑演绎,如以“私有制”为理论假设,如以任何选定的理性范畴作为科学分析上的逻辑起点。《资本论》中所有制即意味着“阶级行动”,因而绝不是单个财产的行为或“生物人”的行为理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眼光是把“财产所有制”杜撰为预设-理性行为的规范,把主体的身份特性取消,满足刺激-反应行为模式,这样,阶级行动为“生物有机体”及其行为所替换。马克思解决的办法是坚持把主体突出地作为“社会(抽象)行动”(规定)予以看待,这样寻求到了“规律”。遵循客体批判之客观逻辑,资本毕竟表现为“物的行动”,即,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但和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孤立行为人”的认知模式不同,“合类性”的行动规定排除了对单个主体的适应性的经济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能性,而必须强调“总体行为”。从而,社会行动和客体行动的统一,是《资本论》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意蕴的经济行动理论。就是说,《资本论》的“历史理论”即特定构型的行动理论。它在本质上,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某种行动图型”来看待的。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资本论》第一卷立足生产方式历史行动,实质写的是“生产启动再生产”的经济行动;第二卷立足生产关系社会行动,实质写的是“再生产启动财产流通”的经济行动;第三卷立足交换关系生活行动,写的是“财产流通启动全部生活过程”的经济行动;第四卷是完成语言和认识生产意义的理论批判行动(由《资本论》的结构路向看,则是由客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过程)。以行动图型考察商品、货币、资本的发生学,遂得出完整认知图型:生产的行动→流通的行动→交往的行动→自觉认识批判的行动。“这样,我们得到了就意义和发展形态两方面来说都是严格不同的四种类型的人类交往的历史形式,其摹写交往关系‘历史演进结构’之实现。第一种是直接依赖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家有制’(一种准财产关系意义的‘亚私有制’的所有制类型);第二种是个体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个体私有制关系;第三种是社会化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第四种是劳动间联合发展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社会所有制’(财产关系扬弃意义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类型)。”[21]这是兼容主体发展规定的客体批判研究体系,例如,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二者合起来,即构成完整规定之“阶级行动”;而交往行动则是“阶级行动的生活化”。与之相适应,剩余价值理论可算是这个阶级的“自发的经济认识”。但是,这个理论随即又会被各种虚假形式所掩埋,难以达到自觉自为的通明状态。于是显见了客观批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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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书何处达?似曾相识燕归来。上述分析显示了“所有制=行动”(通过结合主体和客体)的客观批判的理论逻辑内涵,使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统一有了可能。从而,研究对象在行动图型上应谋划为“统一运动”(生产方式)和“统一构造”(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互嵌式统一。即主体型所有制行动对应“身份生产关系-合作交往关系”,客体型所有制行动对应“财产生产关系-非合作交往关系”。两者在行动图型上的规定的分野来自生产方式的“分裂行动”。这一运动规定根本解释了经济形态的起源,然而,这是发生学的“阐释”,它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方便“分析”,乃至使历史分析服从于“逻辑”。历史发生的规定迫使我们把生产关系的定义域安排为两重对立的关系: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所以,所有制研究工作服从于实现对历史行动之抽象和具体的把握。这以把主体具体化,建立主体行动先于客体理论建构乃至行动高于理论的批判行动观为先决条件。[22]这样,“家”就被单位化、社会组织化直至主体功能化,以寻找“族民行动”(规定);在此情势下,家有制-国有制成对范畴成为“私有制-公有制”分析链条的必要的补充,作为了中华所有制的基本工作逻辑形式。而所谓的从“家身份”转向“国身份”,其实反映的正是主体行动的具体社会历史区间的建立过程。这样,我们得以能够系统考察家有制向国有制的历史形态过渡。

  家是物质和身份结合的第一个行动特征。然则,家,毋宁可以把它称作为“行动”。家是通过具体主体行动和所有制规定贯通的,这一点远远不同于“个人”,后者实际上只能以“抽象行动”触及所有制关系。“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所有制关系的产物,而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武断的认识:“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此,必须回归真实的历史构境:“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1995a:2)中国的“家个人”(族民)发轫于“农村共同体”和“城市共同体”。“《导言》通篇阐说‘历史结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物的科学’认识规定,弘扬提升‘事的科学’规定。而追问‘行动如何可能’,就是事的科学规定。”盖因“行动规定”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如果说“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那么与之相反,“事的科学则追索‘事的历史图景’。”(许光伟,2015)族民→国民,这是具体行动类型;市民→公民,这是抽象行动类型。所以《资本论》中只有和“市民-公民关系”对应的国家理论,而无独立性“家”和“国”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私人领域一旦独立存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类型的‘共和国’就必定会由此形成。”“马克思的批判摧毁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依靠的一切虚构。”“马克思揭发公众舆论是错误意识:它在自己面前掩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质……根据马克思的批判,如果放任自流,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没有危机,也不可能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断再生。”(哈贝马斯,2004:101-102)主体批判维度的加入,使得我们可以甄别出作为“主体之事”、作为“共同体之事”而贯通的家、国概念。并且实际上,这个“家”也就是“最初的国”。犹如马克思指出的,就东方社会而言:“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此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1995b:468)

  可见,马克思决不是用私有制来绝对地推导一切。作为家之事,交往关系的合作性更为强烈些,相比之下,国之事的交往关系的合作要弱,但劳动的身份强制性的空间范围无疑更大,这些是产品和商品历史共存的社会制度条件。所以,马克思更不是绝对肯定商品私有制的经济形态生产的唯一的历史始源作用。他的工作任务仅仅是研判社会历史中主体和客体的能动性作用关系,从中引出公有制建设问题,从而运用的仍然是“互系性思维”。[23]很显然,“马克思研究意义的私有制”侧重于客体发展维度(兼顾主体),“马克思研究意义的公有制”是侧重在了主体全面发展的维度上,也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历史继承性问题乃是客体发展意义的互系。更高层面的互系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就占有关系的主体性规定而言的内在的贯通性。在中国,如上所述,它具体地体现于“家”“国”互系中。这种互系性既是发生学的逻辑,又是实际的“行动”,如《保卫<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生产史同时可以视为“生产行动和再生产行动”、资本流通史同时可以视为“资本的流通行动”以及资本积累史同时可以视为“资本的社会交往行动”,等等。因此确切地说,家国互系是从行动开始,主体行动构型上的家有制和国有制的历史类型的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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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之,两大类型“行动图型”共有几近相同的工作逻辑:母子,行知,发生学,以致能够相互贯串起来,实现“思维”、“语言”层面的意义共享。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是大写规划的“行动理论”。它的目标是使通史作品进一步发展成为“百科全书”工作性质的科学作品,从中发掘理论学科的“批判规定”,藉以统一化杂乱无章的社会学理论逻辑。这样,“总体对象”(劳动生产一般)的规定就出台了,以从最高意义和最高程度上把握“主体”、“客体”互系性,显明化历史对象的实践活动,缝合彼此看似对立的工作方法。例如说,我们一再强调:劳动一般(存在者),不是概念意义的术语,是客观发展的规定,它的理论化才是劳动价值论。据此,劳动一般的“行动”在先,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而产品经济形态恰好对应此“无”(生成状态)的历史过程,它和“有”之经济规定具有社会空间的并存性。这就丰富了“劳动一般”:方便我们直接从分配关系入手,来说明“社会劳动”之发展。

  

六、中国经济形态:主体批判的深层历史构境

 

  在物的发展体系下,人的劳动发展为“物关系”所掩盖和役使,从而,社会发展具有“物役性”。物役性导致《资本论》中的“人类行动主体”似乎被理论删除了(例如阿尔都塞从中读出了“无主体的结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工作跳板区分出主体类型的三种历史发展形式:“第一形式”是强制合作型交往关系,“第二形式”是独立个人关系的非合作型交往,“第三形式”是条件必然性得到根本解决的社会共同体自由个性类型的交往关系。交往是主体的直接诉求,诱导哈贝马斯做出如此判断:“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个社会的复合性的增加来评价这个社会的发展,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形成的成熟与否来评价社会发展。”(哈贝马斯,2000:152)但是,这种主体实践是从资本的历史向度做出的,和个人所有制的前两个发展阶段(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单纯个人所有制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所有制)相呼应。例如,对应“第二形式”的是商品经济形态社会中“异己的、对抗的主体”概念。

  三种历史形式对主体发展的规定是单维度的,马克思肯定它的存在性,但同时强调了两个兼容性基础: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是针对客体维度,“人的依赖关系”则仅针对主体发展本身(所谓的“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所以,需要把第一形式的“延伸或发展形态”考虑进来。人的全面发展建基于上述两大基础的发展:“主体的依赖关系”的创造性转化内涵的发展和“客体的依赖性”的历史扬弃意义的发展。这样看来,所谓“第二个阶段”(第二大形态或第二形式),也是不独立的,宁可说成和第一形式的发展形态历史同步,又和“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因素”发展同步。前者如恩格斯的确认:“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史的领域”,但是,“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2009:70)后者如《资本论》所确证的“工人合作制”的现代萌芽发展。要之,一旦把主体具体类型和客体财产类型基于历史时空条件结合起来考虑,所有制关系的内涵即得以饱满化。此为统一构造“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意义之可能。深一步而言,其实,这里同样还存在着第一形式和第三形式“直接耦合”的情形:如在中国社会,它表现为“家→国”和“国→家”运动链条的成长。[24]同样,中国文明的早熟性及其近代的衰落,亦只能由此来说明。于是乎,可以阐明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特性:肇始于“家国社会”,成型于“国领导家的中华帝制时代”,而最终作为“社会主义工厂”发展成长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当代。[25]导致有史学家惊呼:“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如此,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王家范,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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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划分历史经济形态的依据不独为客体标准,主体发展规定亦是一考虑项。例如,中国社会向来贯通于“家事国是”乃至“家国天下史”,所以有此生长规定: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莫能臣也!并且盖因“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而能达到主客体互系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则,吾何以知天下然哉?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此种境界若单独从主体方面来讲,则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则不相往来。[26]可据此得出这样的观点:“从发生学过程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是沿着一条自然演变的路线前进,个人的‘主体性’从来没有独立过。”(王家范,2000:127)即是说,中国没有典型态的独立个人财产意义的私有制的历史发展。“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健全发育和法制保障的社会环境,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的”,于是可以说,“‘公私’就这样混成于中国传统社会”。(王家范,2000:139)但同时,又不能说中国历史上不具有财产制度,董仲舒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从中显见了财产观念在古代中国社会当中的普及性。严格意义说,中国只是不具备私人财产极致发展的历史土壤,而极力地把“财产”融入身份管理制度和体系中罢了。[27]

  剪不断,理还乱。不同占有主体类型是如何贯通的,以及相应地,公有制的占有主体是如何具体地历史发生的,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一事体。为全面理解问题,需要同时考究家有制、国有制的纵通与横通,便于形成对“贯通性”的内在性把握。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家国形态当以“地租攫取型社会”表征之,这样可把组织学的通常意义的科层建设和宗法制、官僚制统合起来。[28]中国式的国家则以“赋税管理型国家”续代之。[29]从“纵通”看,家有制具有家私有制和家公有制两种发展样态或类型,同样,国有制亦可有两种:国私有制和国公有制。但是,构成产品经济形态占有主体内部过渡规定的是“家私有制向国公有制的历史过渡”,这就把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横通性”(特别是打破了家私有制和家公有制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历史发展化了;或者毋宁说,内部过渡以“家私有制向家公有制的历史过渡”规定为发展上的小循环,而以“家私有制向国公有制历史过渡”的本身为发展上的大循环。大循环中圈套了无数的发展意义的“历史小循环”,这样才提供了国私有制和国公有制“社会横通”的理论上的可能。

  地租显然是经济层面家有制之实际发起者。在中国,地租的“共主”是广泛意义的。这就是“家(单位)”的深厚性。例如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主要有三种连结方式:血缘、地缘和业缘(业缘当作泛义解,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同业’关系)。细致考察,不难发现历史上的社会互动模式虽时有程度不同的变迁和演进(从上古的宗亲合一、封邦建国,到中古的门第郡望、门生故吏,到近世的同乡会、商帮、会馆公所),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属于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地缘和业缘无不受到血缘传统力量的浸染融解,往往畸变为带有亚血缘或准血缘色彩的混合型样式,与西方有别。”(王家范,2000:10-11)“家社会”是地租关系[30]之高度性的普遍发展,是为“地租攫取型社会”。它是排赋税的。[31]这是“家”和“国”的外在对抗性。实际上,历史上的国家正是从对“家单位的租”的夺取关系中产生的,从中可察见最初含义的“国家”是军事制国家。“军事国家”是最初时期的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极端形式。[32]它以“极端的家形式”压制了个人财产关系的成长。历史解决的办法是找到了“宗教国家”这一有效的替代形式。宗教制国家可以看作是对军事制国家的外在的扬弃:“各部落之间的联盟是相当松散的,相互争斗时有发生,为了争霸,那些有作为的领主率先在本部落实行变革:一是削弱内部贵族势力,强化集权;二是鼓励、支持商业,实行重商主义,增加财政和军事力量。这样,导致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刘永佶,2011:457)与之相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中国的家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家”“国”概念。而实际上,秦灭六国倚靠的是军事手段和“政治国家”的制度实体这两项法宝。秦以郡县制首开“中国官僚政治”,唤醒了“家国意识”。史考这种政治意志又是由商鞅变法予以巩固的。“《商君书·垦令》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这是商鞅为秦国起草的关于耕垦荒地的一道法令,共提出了20项对策,涉及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以及取消贵族特权、防止贪污、压抑商人、制裁奢逸等政策,有似纲领性文件。其宗旨都服从同一个主题:督促民众积极耕垦土地,实现以耕战强国的目标……这里出现的‘公作’与‘私作’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受田农民耕垦私田外,必须为国家负担‘公作’。‘公事’、‘私事’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两者不可或缺……因此,从整体上看,授田是手段、前提,赋役是目的、效果,相因相成,是一项不可分割的国家主义性质的体制。”(王家范,2000:129)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两种式样的国家演进序列:“军事国家-宗教国家”和与之对峙的“军事国家-政治国家”。中华社会属于后一发展类型。政治国家之建制实际上建立了“赋税分割地租”的稳定性制度安排。[33]这是“以消费为中介”的生产类型的发端,而全面启动了社会产品配置的再生产行动。其突出地表现为赋税管理,又完全建基于“家社会”,——这就是中华样态的国家管理的“数目字的算计”。有史家称:“很明白的事实,古代中国为什么要由租庸调制演变到两税制,再到一条鞭,最后到地丁制?不就是国家(王朝政府)意识到社会实际情形变化了,要保证一定的‘数目字’到手,赋税管理规则不得不随时而灵活变化……更不用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数目字管理的严密!”(王家范,2000:5)思想认识上的反映则是“家国天下观”和“民为邦本、民富国实”的国家政治经济观;“赋税管理型国家”并且导致中华“经济的理论分析也大都由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做出”,因而“是典型的财政与经济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林光彬,2015)。而黄仁宇则以明朝的财政管理为例,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问题的实质与复杂性:“明朝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帝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于是,他感叹到:“明帝国缺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军事和经济竞争的意识,因此,并不关心行政管理效率,即使政治制度恶化,也不会立即导致危机,人民对行政管理不善有着相当大的忍耐力。”(黄仁宇,2001:408-416)这显然是一个反面的历史实例,但说明了“中国财政税收”的非独立的性质。

  由此,也印证了把传统家有制和国有制归并为“统一化地租社会”予以考虑,目的即在于把握地租经济社会发展类型。盖因地租社会形态统一了上述“地租攫取型社会”和“赋税管理型国家”。如《保卫<资本论>》第四章列举马克思的说法:“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从简洁处起论,地租与剩余价值构成理解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经济关系之“枢纽”。这样可以类推:地租社会的发展同样是由“绝对的地租攫取”扩展为“相对的地租攫取”,靠的是国家赋税管理杠杆[34],以致有黄宗智所谓“内卷化”和“过密型经济增长”界说。在地租经济社会中,地租攫取往往依靠行政力量作保证,从而,绝对产品地租之攫取就是制度的平均值。而所谓相对产品地租之攫取则取决于赋税管理水准和制度设计艺术。这样,我们可简单对应“地租攫取型社会”(基石是家有生产制度)与“剩余价值攫取型社会”(基石是工厂制度)以及“赋税管理型国家”(王朝)与“国民收入管理型社会”(现代国家),得出结论:一者是多元主体协作的“共主”统治关系,一者是“二元对立”的统治关系;一者遵循“等级身份”分配规律,一者遵循“平均利润”分配规律。即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的地租”(级差地租)之获取是社会发展必然,从而资本家阶级养活“地主”(土地所有者)的方式就是创制“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经济成长方式,那么,“等级身份”之赋税管理是导致“相对的地租”(具有生产发展水准的产品地租供给)的攫取乃是社会偶然的,由此,转而更加依赖了对“绝对的地租”的攫取。这是招致帝制大一统时代制度内敛型特征取向的内在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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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经济形态向内之内敛型发展和商品经济形态向外之扩张型发展由此分野,分别定位不同的剩余产品生产模式。基于欧洲剩余价值生产的充分的扩张性,使得马克思有理由相信后者能够“吞噬”前者。由此,他强调,“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而“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马克思以试图有别于传统地产经济规定之“现代地产”为中介作用规定,阐述“雇佣劳动”的历史产生,目的在于说明经济形态内部结构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础上,又必然产生“枢纽范畴”的历史性变革:“地租”一跃而变身为“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体结构大变局的结果。这就是“身份生产关系”统治形制之于“财产生产关系”统治形制的历史转换性。无疑,欧洲社会统治形态的转换是历史彻底的,所谓的“走出中世纪”。“青年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前市民社会中的‘政治’阶层在市民社会中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社会’阶层;但是,赋予它们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中介的政治功能,无法与‘在政治领域自身当中把人们赶回到其有限的私人领域的尝试相提并论’。”(哈贝马斯,2004:101)马克思的另外的一个考虑因素则是:土地所有制(地产)的“崩溃”应当是系统的,从而在“现代地产”和“传统地产”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承继,而这一“承继”恰好就构成资本与雇佣劳动之“中介”,因为,这是“历史的过渡”。当然,马克思不能考量到中华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产”的多重占有身份的“非解体”性质。例如,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地产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基于身份上的不可分性及其与家产制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身份与财产合一型”的地租摄取体制必然严重依靠“管理型国家”的存在,并不断被赋以“合法性”地位。

  政治国家是身份关系的聚合体和垂直管理机构,是“身份”和“收入”对接的制度创设。“‘大一统’与‘封建制’最鲜明的区别,就在于以流动的官僚制代替世袭的贵族制,封国尽变为由中央任命的郡县职官来治理。从此,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在中国不复存在。”(王家范,2000:74)它的普及基础是家有生产制度的发展,而形成了“基础——上层”社会系统性构造;就设施而论,这是家有制-国有制设施之制度主体的自下而上,谓为中国特有之制度自发秩序。[35]在“基础”环节中,身份与财产的脱离关系一旦形成,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也就相对地发展起来。在这个时候,“赋税管理”同样能够形成对价值收入和剩余价值的“强力分割”。如改革家王安石提出的“不加赋而国用足”思想,在帝国体制内引入和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以期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增加。[36]另外,从“税人”到“税地”,则意味着中国土地关系的长足的历史发展,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规定趋于合流。“凡此种种,都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很早就平肩而行,相互交织,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并不很低。”(王家范,2000: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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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劳动力商品说明的是“独立个人之身份”,远未穷尽身份的内涵逻辑。关于中国商品批判以及相应的中国资本批判的特殊发展问题,需要从对“中国身份”的多重识别的路径考察入手。中国是关于身份构造之极其复杂性社会。因而更进一步的做法,是需要从身份系统对财产关系制约性的分析入手,展开对“中华产品生产方式”(身份生产关系之生成运动规定)的历史勘察,例如说,中国没有典型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长子继承权”财产发展的制度土壤,便根本束缚了资本之独立性与社会集聚性。[37]中国是发展典型与制度典型的混合。中华商品生产方式之得不到长足发展的内部原因在于身份制的长期历史做大和因承沿袭。但总的来讲,中华历史之产品配置经济是内含了“商品经济规定”于其内的,主体相得益彰于客体发展。从而,主体性得到充分巩固,主体批判得到了历史张扬,并且建基于一定的时代物质发展基础。这些条件,使得我们这个国度能够广泛建设“公有制主体”,以劳动的超越发展,迎来现代公有制经济发展曙光。并且,从完成了的过渡看,中华所有制的现代化进程仍然直接借助了客体批判的规定:现实的起点是“国身份”占有主体的私有制类型向“现代国家所有制”之激进过渡,中间涵括“家公有制”历史发育过程。由此,从外部表现出来的过渡是“商品私有制”向“产品公有制”的一次整体意义的“历史大搬迁”。商品所有制类型将要逐渐被历史革新。与此行动伴生的是产品所有制内涵的“历史更新”:单纯意义的家有制和国有制的互动模式,为公有制发展与完善导向的“集体所有制”(所谓“集体”,即现代“家身份”之占有主体)和“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即现代“国身份”的特殊称谓,是占有主体的人民化内涵)的互动模式所更换,并内在兼容了处于革新状态的商品社会所有制类型。过渡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此,才能深刻理解诸多中间形态:它们兼具“身份生产关系”以及“财产生产关系”特点,失掉了单纯的特征,因为功能特性上的分进合击,彼此扞格不入,它们可能使经济显得不稳定,但充满“活力”。归根结底,它们以复合体规定与形态赋予历史系统之极大的弹性。

  

七、附识: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代重提之意义

 

  鼎革铁流,坎坎伐檀。青篙一支,曲歌淙淙。星野雄风,逻辑大用,潇潇起,洞庭湖面雨。沧海遗篇,史怀浓烈,文章万种。而今历尽沧桑,思飞遐迩,往事越千年。待从头,笑在丛中,看山峦起伏,家国无数。总有新桃换旧符,神想无穷。心悦灵犀,彩翼双飞,行与君同。而今识得社会主义,家国天下一张弓!

  观近现代欧洲之事,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路线的事业也,又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形成“总体概念”之际。总体看,这是“知识论”盛行的时空时代。所谓知识,物之认识;广延地看,又是事物之“自我认识”。在第五章中,《保卫<资本论>》交代了“马克思主义之缘起”,盖因自然科学之功。推论自然科学之成为“总体”(社会之事),又必须论及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此两位一体之事功!由此呈现出“财产科学”盛事。马克思恩格斯得以总结之,是为“所有制概念”之被提出。这个概念初以“财产所有制”之义行世,说明的是“商品生产关系的自我认识”。中华所不如者,盖如是。但中华“家-国主义”之事,亦非等闲。其尤侧重在“身份所有制”这一面。自然科学在中华,远古以来一直为“私人之事”(国或家身份的私人的学术或学说传承的事体活动),换言之,是被牢牢掌控了,此大一统制度之“失”。大一统制度之“得”(尤其是政治之得)在于一体化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使之强力秩序化;这样,生产力决非单纯“客体”之概念。相比之下,马克思《资本论》描摹的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客体向度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对立统一”意义;所谓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所谓资本主义创造之“社会的异化关系”,谓物质力量发展也,谓与之对立的物化生产关系的发展也。相形之下,中华体系之“生产力”更加侧重在“主体发展”这一面,所以,中华生产关系历来是“主体型生产关系”的范型。于是如果进行典型态的比较,那么相比之下,近代欧洲发起生产交换革命乃是“先行的”,其激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使矛盾经济化、系统外显化,直至社会底层化。但相形之下,中华仍局限于身份关系之重重包袱中,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受制于生产关系改良的状况,本身为一高度的耦合体。此中华社会历史之不足。中华的优良之处则在于对“物体系”的拒绝,这样,生产力有了立根之本,以人的发展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旦获得强大科技支撑,也就能够焕发出极大“发展热情”,并后来者居上。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传统的“冲击力”和“瓦解力”亦是很强。

  众所周知,马克思理论的全部意义和工作内涵在于说清楚生产和交换的社会结合关系,说明规律发生作用的不同点,进一步提示出对资本生产予以历史扬弃的方向来。同时,人们总彷徨于此点:产品社会的发展规律究竟是什么?如此,题写“两重批判”,则如心中有块垒,不吐不快。这就有了若干成对范畴或工作术语的“新出现”:如主体批判-客体批判、身份(关系)-财产(关系)、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生产关系-分配关系、身份二重性-劳动二重性、事的科学-物的科学、发生学-辩证法,以及直接反映所有制历史和社会构造关系的“产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和“身份所有制-财产所有制”,等等。此等“新术语”为求中西贯通也!而《资本论》和中国典籍语义之贯通,乃是其中的纽结的关系,背后之规定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的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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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商品社会的实体构造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从中揭示出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规律,即价值规律(“市”的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厂”的规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线性路线又作何解?面对历史,问题并不难以解决。恩格斯怎样强调这个问题呢?“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显然,它的两头被合并,中间被分解。以至于必须坚持“产品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形态”并驾齐驱的历史发展逻辑(一者解决主体批判问题,一者解决客体批判问题)。正如商品社会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发展道路,产品社会的发展也不应当被从认识上孤立起来,同时,经济形态终归还是社会形式,实体方面的规定是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两者之间具有历史的内在关系,两条道路是彼此依存共进的。产品社会的第一形态,即它的初级态,担负为价值规律准备条件之历史任务,可视为“准价值规律”规定在起作用(社会身份产品对社会总产品的生成关系);产品社会的第二形态,即它的高级态,担负扬弃剩余价值规律、为人类联合体生产准备条件之发展任务,则可看作“超剩余价值规律”取向的规定发挥作用(社会产品的法则重新发挥作用)。据此,可把更为一般意义的劳动发展与产品配置说成是准价值之运动规律,——如中国古代社会“家”的经济规律。产品规则和商品规则是历史中形成的两种经济运动表现。另外,也完全可以把公有制下社会生产的计划和比例的组织形态意义的规律(从这一层面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视作超剩余价值之运动规律,——如中国现代社会“国”的经济规律。从家国社会主义到劳动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具体实践则表明:规律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有着实在之经济内容,是对主客体的具体发展规定的客观陈述。(许光伟,2014:125)

  鉴于上述,使得我们可从历史进程中工作取出两个权力体系:(1)生产力体系——人对物的批判,以人的物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曰第一权力体系;(2)生产关系体系——物对人的批判,以物的人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曰第二权力体系。权力体系乃是相互嵌套的工作系统,不是简单并列的两个概念层次。尽管由人来设定,第一体系说到底是发展了客体的力量,使客体成其为如下完整之存在规定:出发点是客体,通过不断吸纳主体的规定,成型为完善的客体发展体系,——在这里,被吸纳的主体实际是作为“客体”看待的。马克思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力概念:一是生产条件,二是从生产条件来看的生产形式,三是客体,四是从客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主体概念。生产力发展道路是客体批判→主体批判→客体批判。第二体系因应第一体系进行,马克思《资本论》总以批判规定鸟瞰之,以“客体批判”特别地说明。客体批判说到底在于发展和汇聚主体的力量,使之成为“社会”:出发点是主体——主体权力的规定以及主体对客体的占有或支配,不断内含客体发展内容,吸纳客体规定,通过发展出客体的越来越有效服务主体的规定,使客体成为“智能自然”,而主体自身亦得以进化。以上,其实讲述的是主体概念不断完善和成型化之渐进过程。与之对应,马克思同样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关系概念:一是生产形式,二是从生产形式来看的生产条件,三是主体,四是从主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客体概念。第一体系的核心工作内容是“知识关系”(主体对物质世界的了解)。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开放和发展过程,直至使主体自身同样成为物质系统的智能组成——所谓人的物质化;这就是“客体批判”的人类史前发展时期任务的终结,并于规定性上向生产力系统回归,由此开创人类真正形态之历史发展时期。第二体系的核心工作内容是“身份和财产关系”,即物以人格化的关系成为人的系统的组成。生产关系发展道路是主体批判→客体批判→主体批判。因此,无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均是典型存在者的具体或抽象规定,它们均是历史用语,而非一般科学用语。(许光伟,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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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扼要地讲,族民、社会劳工是由主体力量激发出来的社会权力结构:前者是“直接激发”类型,相较而言,后者是“间接激发”类型,经历市民→资本的迂回发展过程。市民、资本代表了纯净化的经济运动(马克思集中探讨的“资本”乃是纯净化的经济政治一体的大写概念的发展规定),即作为系统客体概念(社会力量依靠客体的集成激发而出),指示商品生产的生发、演变及成长、演化的质性过程。而尤其要指出,族民→社会劳工是中国主体系统的生成,即特殊社会形态演变和缓慢分化的过程。主体和客体在权力结构类型上固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彼此互系而统一。

  综之,抽象规律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历史具体规律则存在于历史具体行动中,例如,直接产品生产与个体商品生产之间以及组织化的社会产品生产与社会化的资本商品生产之间,均是相生相克状态的具体联系(社会空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总是“主体批判”、“客体批判”纽结关系上统一)。整体看,这就是人类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态、现实态和未来态。

  注:为了更好阅读的需要,此次发布,按照文章体裁,增设了小节和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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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许光伟,2016a,《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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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许光伟,2016c,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4期。

  [39] 许光伟,2016d,《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第5期。

  [40] 许光伟,2017a,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第2期。

  [41] 许光伟,2017b,国学感召与《资本论》在今天——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

  [42] 许光伟,2017c,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当代经济研究》,第2期。

  [43] 许光伟,2017d,论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1期。

  [44] 许光伟,2017e,《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社会科学动态》,第3期。

  [45] 仰海峰,2004,“物”的分析:从马克思、海德格尔到鲍德里亚,《东岳论丛》,第2期。

  [46] 杨松华,2004,《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北京出版社。

  [47] 张建君,2002,《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48] 张一兵,2008,广松涉:物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像》解读,《哲学研究》,第4期。

  [49] 张一兵,2003,《事的世界观的前哨》代译序,载于《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50] 植村邦彦,2014,《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①] 所谓实事求是,可以看作为主体批判路径的唯“事”主义。

  [②] 又之,是需要把这个地基上之建设“科学”视为史书意义的“百科全书”,遂引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性质和统一历史科学之建构取向性。迄今为止的研究人的发展的三种方式是:效用——纯粹个人的自由个性、抽象劳动——不自由的人类主体个性以及中国式的“家”和“国”——主体人的具体身份个性(介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成长。既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人的研究是从完全对立的方面进行的。这表明迈向“自由个性”的道路并不能倚靠客体批判体系的完成而一蹴而就。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之指导核心,而中国政治经济学亦必须作为“统一之中国经济学”指导核心的规定。据此梳理“家国社会”到社会主义之历史成长轨迹,确立《资本论》在中国的特殊理论地位,以整体指导“历史地批判”工作。鉴于此,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批判”内涵,有学者梳理出中国相应的说法,乃是旨在彰显“中国行动逻辑”的一个历史思考。这一说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革,即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和唐宋变革。通过三次社会变革,中国进入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即封建社会、世族社会和齐民社会。与历史上的社会变革相对应的社会价值思想也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周文革命、儒家革命和理学革命。”(高德步,2016:5)其实,基于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的结合以及中华道统的必然延续,明清以降的中国革命可归结为“学科革命”类型,这从中国地方志的学科熔炉的工作性质上可以看出(如对“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条目体的确认)。篇幅所限,此处不具体赘述。

  [③] 相关论述参阅《保卫<资本论>》首版后,笔者发表的文章:《<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许光伟,2016a)。

  [④] 研究表明,这是中华史书工作体式的突出特征。具体观点探讨,参阅拙作:《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许光伟,2017a)。

  [⑤] 物象理性的流行代表一种“关系存在论”的诉求,仿佛主客的二元对立可通过“幻想的利益契约”达成和解。“这显然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话语”,并且,“广松涉将物化诠释为物象化的思路,是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链接起来的重要一步。”显然,“这是对物象化理论的一种逻辑泛化”,“似乎在马克思那里,全部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物象化理论及其展开。”(张一兵,2008)

  [⑥] “物质发展”对“劳动发展”进而人的发展本身的社会掩盖性,可用广松涉的这一信条加以表达:“商品世界是人类全部生活世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特殊方面,对商品世界的存在结构的揭示为我们分析全部世界的存在结构提供了一个范本。”这显然是存在论的话语。结局是,“广松涉并不想仅仅满足于对商品世界内在结构的揭示,他还想寻找到全部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及其解释原则。”于是,“广松涉解读马克思《资本论》并不仅仅想澄清《资本论》本身的思想,其最终目的是想揭示全部生活世界的物象化结构。在广松涉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区别的根源就在于两者持有不同的研究立场:‘当事者的立场’与‘学理的立场’。所谓‘从当事者的立场’指的是研究者自觉地将意识与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当事者保持一致,而‘从学理的立场’指的则是研究者自觉地将自己的意识与当事者分离开来。”(王庆丰等,2016)

  [⑦] 这是《保卫<资本论>》开辟两个专章(第四章、第十九章)讨论“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的理论目的。因为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这两个工作用语,说到底是阐明了“存在者规定”的形成。

  [⑧] 例如《保卫<资本论>》中,我们提及马克思向“事的科学”进军的决心:“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但是,“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马克思、恩格斯,1974:115)

  [⑨] 深入的分析、逻辑的考量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详见拙作:《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许光伟,2017c)。

  [⑩] 井田制后来的转化形式是均田制度。例如有这样一种说法:“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因此,直到中唐以前,这种制度在中国一直是处于实际存续状态的。中唐两税制实施以后,中国步入“专制国家治理时代”,由此,“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于是,“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或许,“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钱穆,2005:53、65-66)

  [11] 此处分析,详见《保卫<资本论>》首版后笔者撰写的专文:《论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许光伟,2017d)。

  [12] 且莫论中国的早期经济理论与实践经典《管子》实际上早已总结出指导商品经济发展的诸种规律,就其开创的“轻重之论”,和汉王朝开始巩固起来的以“重农抑商”为核心内容的“本末之学”在中国从来并驾而行,在政策上互为倚仗、互为补充,从侧面反映出“士农”和“工商”的社会结合性。《保卫<资本论>》(2017)序言指出:所谓“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尽管兼顾了客体基础,主要是相对主体发展状况而言的,而所谓“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尽管也兼顾主体,则主要是相对客体发展状况而言的。两条路径在中国同样是历史匹配的,两厢对出,空间并存并结合,从中可观察到家有制和小商品私有制关系上的水乳交融性。就性质而言,这是集中化的“身份所有制”和分散化的“财产所有制”的社会耦合。

  [13] 既是“直通”(指“具体”和“抽象”的连体劳动规定),也是“旁通”(即:具体有用劳动根本上代表的是物质生产方式规定——历史中“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人类抽象劳动根本上代表的是社会生产方式规定——历史中“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此乃“会通”也。

  [14] 简言之,所谓劳动“二重性”,要在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中升华出劳动二重发展之商品生产的社会方式。于是,商品生产的研究对象=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样的认识结构的等同化是主客观逻辑统一、历史和思维统一的内在要求。由此,也就需要我们认识到,“沿着直线性的历史时间轴前进式地展开历史的规律性这个表象本身具有特殊的现代性。”(广松涉:2003:264)

  [15] 这样才能说明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升腾出来的“中华社会生产方式”,所谓“无为而为”(无生有的发生学逻辑,或者说行动逻辑),所谓“阴阳”、所谓“体用”(母子工作思维和语言),所谓“泱泱大国”、所谓“大一统”(家国占有关系的主导性),所谓“中庸之道”(居中而用,即,中者寻求标准也,庸者善用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体行动路线和方略),都因应了上述生产方式的概念,从而酝酿了生生不息发展的中华所有制及其衍生的主体间的合作交往关系。

  [16] 要之,中国有特殊的劳役制度和工匠制度。中国劳役或徭役主体和士农工商主体历史地并驾前行。中国古代役重于赋。秦统一后,劳役更为剧增。汉王朝建立后,徭役始大为减轻。封建租税的演变趋势与规律是由劳役形态向实物形态再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发展,转化过程极为艰难。公元780年,唐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把租庸调中的“庸”和“调”都改以货币缴纳。于是,雇工劳动开始代替徭役劳动;但以后两税和徭役正式分开,两税之外,百姓尚要负担徭役和差役。迄至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1581年),实行赋役合一,将各类徭役随田赋一起征收,推行按田亩征收的货币税,才结束了沿袭2000多年的劳役税、实物税、货币税并行的赋役制度,“劳役”从法理制度上从此消失。但实践上,赋外之役仍然不时地加到劳动人民头上,百姓并未摆脱役者之苦。综上所列,役者(庸者)和士农工商,委实为中国五大社会主体;可谓域中有五大:曰道大,曰天大,曰地大,曰王大,曰人大,人者主体也。主体中“庸”(役者)最大,他们又是中国历史上特殊规定性“劳动力商品”之变种——未摆脱身份关系束缚的劳动力出卖者,在这后一层意义上,工匠制度显然也包括在中国劳役制度范畴之内。

  [17]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拙文:《<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许光伟,2017e)。

  [18] 笔者在《保卫<资本论>》第六章(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之“重提二版跋”条目)中,重点提到俄国评论者考夫曼的这个贡献,并对马克思所言“我的辩证方法”进行了工作命名。

  [19] 李建平教授将上述“总的方法”细化为如下系统构造:“《资本论》方法作为一个辩证法体系,包含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由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大部分组成……第三层次是形式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第四层次是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把它们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来。”(李建平等,1998)这仍然是直接照应着“研究-叙述”方法的知识体系说的。殊不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肇因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要求,却不是为了构建体系的需要。《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面临着对它的方法理解很差的遭遇(“遭遇”的原因是人们在《资本论》中努力寻找各种“马克思的思维”)。作为回应,马克思在二版跋中,把“叙述方法”相对独立出来,是对具体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应用的肯定;但同时,他重点强调了“研究方法”的工作在先性(例如对“学科”的寻求),强调由对“思维方式”本身的追问——询问它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的状态或规定,产生出对思维派系主义予以“消灭”的方法规定性来。显然,这是马克思自己指认的“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它在本质上只能归结于“辩证方法”。此辩证方法要害之处是说明具体思维形式或方法(比较、分类、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回溯、预测、具体、抽象或概括)的非独立性,要求优先把握思维的“总体性”与“过程性”。它并且迫使思维形式重新回炉于历史。故此,学科研究方法就本性而言,不是运用范畴的方法,而在于考究范畴的如何历史产生及其工作性质,——但解释学的体系恰好是片面强调了思维形式的独立性,其通过因果-功能-意图解释链条技术,使自身堕落为纯叙述工作向度的“辩护术”,而彻底抛掉了研究方法规定。据之可以认为,以上阐述开显了“真正意义的思维科学”的建构路径——思维对历史的特殊依赖性以及思维方法与语言间具有特别工作关系的实践向度性。

  [20] 关于这种对接关系,我们想举出恩格斯的一句“判语”来替代繁琐的逻辑论证:“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76:499)

  [21] 这些观点采自《保卫<资本论>》首版后笔者发表的论文:《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许光伟,2016c)。

  [22] 这实际上是对惯常意义的知识建构理论的一种替换。

  [23] 关于互系性思维的中西贯通,田辰山则指认:“‘辩证法’在中国环境中已是一种宇宙观和互系认识的方法。它提高人们对偶对矛盾体的敏感性,对彼此的既具个体性又具相互依赖性、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的敏感性。在传统中,这种性质象征于‘阴-阳’之中;用毛泽东的说法,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在相反相成的对立关系中,二者之间充满活力的相互作用,导致不可避免的内在与外在的变化。这一思想体系既具有经验的特点,也是逻辑贯通、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方式,可涵盖斑驳复杂的现象和人类经验之全部范畴。”(田辰山,2008:14)

  [24] 延展性的探讨,参阅拙作:《<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许光伟,2016d)。

  [25] 拙作《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许光伟,2008)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有企业是二元经济结构和官民经济统合斗争的产物,是特殊的科层生产方式与企业经济形式。实际上,它是一部生产劳动组织的“通史”,盖言“纯粹官营工场”、“官营工场+分包制”、“官营工场或工厂+准工业化”、“国家工厂+计划科层制+工业化”、“现代企业组织+现代分包制度+市场化”的发展类型的特质继承、组织结构累积与经济形式流变,实际所整合者即“主体”和“客体”两个维度的发展内容。如中国劳役制向雇工制的历史转化,如因应生产规模和商品经济市场扩大需要的组织科层管理的创设,再如和租税制度结合的社会再生产的调适与控制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华身份合约与特殊财产合约的内在契合性。从而切合了中国固有的所有制关系,在内涵逻辑上体现为“家”、“科层”、“企业”“国”四位一体的运行样态。可见,单单是“产权契约”无论如何容纳不了它的历史轨迹(贯通宗法关系、经济关系和国家关系)与独特社会经济作用(大一统制度架构下的政治经济功能)。

  [26] 根据此处的论述,小国寡民,家或乡也;和而不同,家国社会也。中国人强调身份主体及其治理“各各不同”,然而彼此循序渐进、亲和而贯通。故《管子·牧民》有此详尽言论: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27] 如王安石的言论及评价:“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当由一个代表正义的人,为之公平分配,而不当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众人;其意昭然若揭。”(吕思勉,2013:112)

  [28] 从中提示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像西方学术那样只用‘科层制化’(bureaucratization)或(科层制化了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等概念去理解中国现、当代的地方治理。”(黄宗智,2007年,前言:8)

  [29] 这里我们把“中国劳役”(剩余劳动范畴意义的),同样视为赋税的范畴,从历史实践看,劳役包括在广义的赋税之内。赋税和徭役(劳役)在中国合称“赋役”。劳役税制是中国最古老的赋税制度。随着时代推移,实物和货币赋税渐渐占主流,劳役税退居次要位置。但如上文指示,劳役制在中国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0] 这是除开必要产品,而共享“剩余产品”的经济关系。

  [31] 例如,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提出过“不纳赋税”的设想。设想体现在对“国家公地社会制度”的理想设计的寄托中。具体的倡议是:社员租种国家公地,地租直接交给国家,余者自给自足,国家以租收解决社会公益支出,这样,国家仅仅是“租收管理单位”,是家单位的直接延续或代理。

  [32] 所谓“纳贡社会”的概念,亦是“军事国家”存在性的一个历史佐证。因为它言明:只要绝对地存在程度不同的种种人身的依附关系,“劳动者都需要向非劳动者纳贡”,这是一种“劳动保护的稀缺性”。(李建德,2000:123)中国与之匹配的一个概念则是“王有制”。所谓:“这种‘王有制’的产权扩展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军事征服、军事殖民的产物。‘产权’的提升主要不是通过对土地实施重新界定(分配)来实现的,而是凭借‘权力’为后盾,通过征调实物和人力的形态,间接体现其为‘天下’的‘共主’地位。”(王家范,2000:108)

  [33] 王亚南将支持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建设性因素归结为两大历史杠杆:两税制和科举制。特别是两税制,几乎可以说成是中国官僚社会的经济制度本质。“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税制的失败,不仅说明流通经济相当发达的官僚社会,不可能再把土地与农民束缚定着起来,不使变卖,不使移转;并还说明这种社会由长期因缘积累起来形成的门阀及其有关的社会政治势力,再不会允许把他们已经领有或将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权权力,交由中央政府统制支配……所以,把极有弹性的租税体制作为一个调节的杠杆:在原则上不让步,有土斯有税,有人斯有役;而在实施上不坚持,择其可税者而税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那就成了恰当好处和面面兼到的灵活妙用。”(王亚南,1981:81-84)

  [34] 黄宗羲定律,是这一杠杆作用之负面效应的说法。

  [35] 这里面有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国家行政管理实际只到县衙一级”,“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控程度,虽有强有弱(大致与离中央的距离远近成反比),总体水平却远逊于欧洲君主国。”(王家范,2000:12)

  [36] 王安石的想法仍然是本末学和轻重论的结合范例。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国富论”。在重农国策的基础上,主张:“封建国家要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以及部分商品的生产领域,兼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经营和控制工商业,进而影响和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使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举足轻重的支配地位。”(杨松华,2004:163)

  [37] 上文指出,中国没有典型奴隶制可从“家有制”的存在性和缘起的规定中得到说明,中国没有典型身份统治关系的封建制则是由于从部落时代一步跨入“封建时代”。需要严格区分“封建”(封土建邦、封邦建国)、“封建制”(领地分封制度)和“封建主义”(即封建专制或封建主义社会之意义)。中国是“家国社会”的典型态,它兼具身份和财产二重关系属性,地主是凭借身份关系对土地财产进行的社会占有。然则,“封建主义”自然不是适合的表述,它有违于以郡县制为治理核心内容规定的“皇权制”政体的历史内涵,因此,中国“大一统”绝对不是从“封建”上说的,乃是专指这样的经济形态制度构造:官僚制+地主制+家产制度,以及它们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结合性。如此也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无法稳定推行“长子继承权”身份财产制,而要替换以“分家的财产制度”(土地是财产,并非身份关系象征)。“分家制”是宗法制的身份财产关系规范,体现部落和家族内部关系之管理方式,是“封建”的微观运作形态。这样说来,中国是有“封建”(即身份统治关系)的普遍发展而无“封建之主义”的特殊国度。领主封建制同财产资本制是有严格历史继承关系的两种对立生产关系制度,这种发展情形在中国却并不具有,要之,对中国而言,是需要从“家国社会”的特性来看待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存在性与历史成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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